334-俄罗斯如何逼迫欧洲人开始把自己定义成“西方人”?续集,上一期播客讨论早期欧洲人并不以“西方”自称,而是使用“基督教世界”或“欧洲”来描述自身。真正的转变发生在19世纪俄罗斯崛起之后,“欧洲”这一概念变得过于宽泛,无法有效区分“我们”与“他们”,于是“西方”被发明出来,作为一个排除俄罗斯的政治与文明共同体。
在这一背景下,本期进一步解释为什么德国在19世纪初并不在“西方”这一概念之中。与英国和法国相比,德国长期缺乏统一的国家结构,这使得德国更倾向于以“文化”(Kultur)而非“国家”来理解自身。
第一次世界大战,德国知识界1914年的“九十三人宣言”甚至刻意使用“文化世界”而非“文明世界”,强调德国的价值在于其独特的精神传统,而不是英法所代表的“西方文明”。英法知识分子则将德国描绘为“野蛮的他者”,排除在西方之外。德国文学巨擘托马斯·曼通过《战争中的思考》和《一个非政治者的思考》,提出了“文化”与“文明”的根本对立,将德国定义为“文化民族”,而将英法归为“文明阵营”。德国不仅不属于西方,反而是对西方文明的一种抗议。这种思想为理解德国在一战时期主动拒绝“西方”提供了关键视角。
两次世界大战期间,德国作家斯宾格勒出版震动欧洲的《西方的没落》。斯宾格勒在一战废墟中提出,西方并不是人类历史的终点,而只是众多文明之一,并且已经进入衰老阶段。他将“文化”与“文明”区分为生命的两个阶段:文化是创造性的成长阶段,而文明则是僵化的终结阶段。在这一框架中,德国既属于西方文化,但又是最早意识到西方衰落的主体。德国因此处于一种特殊位置:它既在西方之内,又站在西方的批判边缘。
节目随后转向第二次世界大战,在这一时期,纳粹德国在英美话语中被彻底排除出“西方”。西方被重新定义为自由、法治与民主的共同体,而德国则被视为其对立面。然而,这种排除同时也引发了更深刻的问题:纳粹主义并非来自西方之外,而是西方现代性内部的一种极端可能性。这一反思成为20世纪德国犹太思想家(如阿伦特等人)政治哲学的重要起点。
战后美国接管了“西方”的叙事,并通过教育体系与政治话语将自身确立为西方文明的中心。然而在今天,当美国在某些时刻开始从这一叙事中抽离时,欧洲,尤其是德国,逐渐成为“西方规范性秩序”的核心。欧盟所代表的法治、规则与共识,构成了一种不同于冷战时期的“西方”。
前奏:巴赫意大利协奏曲Bach Italian Concerto
演奏者:日安
插画:Karasubonn